
钓鱼岛这片海域,现在每一天都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如临大敌。 根据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公布的数据,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中国海警船只在钓鱼岛毗连区内巡航的天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57天。 这个数字意味着,除了极其恶劣的台风天气,中国海警的身影几乎覆盖了全年每一天。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将事态描述为“极其严峻”。 他们内部承认了一个核心事实: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已经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常态化”存在。 相比之下,日本海上保安厅在现有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能采取的措施已经“仅止于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该部门官员对媒体表示,他们的巡逻船每天都在现场与中国海警船进行对峙,这已经变成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持久消耗战。
日方认为,局势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 那一年,中国进行了机构改革,将原本分散管理的海警力量整体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这一变化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日本巡逻船上的船员明显感觉到,中国海警船的“操船技术显著提升”,而且行动比过去“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体制与能力的双重升级,让中国海警的维权行动变得更加坚决和高效。
展开剩余82%对于日本巡逻船而言,这种压力是持续且具体的。 只要海况允许,中国海警的活动就不会停止。 日方船只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无线电进行反复的喊话和警告,要求中方船只离开所谓的“日本领海”。 然而,这种警告的效果微乎其微。 中国海警船通常会以同样坚定的广播回应,宣示中方对钓鱼岛的主权,并继续执行巡航任务。
一个更具象征性的事件发生在2025年5月。 当时,一艘中国海警船上搭载的直升机在钓鱼岛海域起飞。 现场的日本巡逻船除了通过无线电频道不断发出警告,并敦促中方船只和直升机折返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有效的拦截手段。 事后,日方分析人员推测,此次直升机行动可能与此前一架日本民间飞机在钓鱼岛空域的飞行活动有关。 这个细节反映出,中方正在用对等的、甚至更具优势的手段,来回应任何形式的日方活动。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国内并非没有考虑过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一些政治人物和舆论曾提出,应该为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配备更重的武器,或者允许他们采取更直接的对抗行动。 然而,来自第一线的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谨慎答案。 他们公开表示“不可以”这样做。
其背后的逻辑是,一旦日本巡逻船率先“重装化”或采取攻击性姿态,就将为中国海警的进一步行动升级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机会。 到那时,中国可能会派出吨位更大、装备更精良的公务船,甚至会有其他力量介入。 日本方面判断,在这种升级对抗中,日方不仅“会吃大亏”,更有“引火烧身”的可能性。 因此,在日方看来,钓鱼岛的现状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局:既无法驱离中方,又不敢轻易升级行动。
但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放弃改变现状的尝试。 在编制2026财年预算时,高市政府为日本海上保安厅申请了高达3177亿日元的经费。 这个数字是历史性的,其核心目标直指强化装备和扩大行动范围。 根据预算案,这些资金将用于建造更大吨位的巡逻船、引进先进的无人侦察机,并增强人员培训。
然而,这种在后方大力扩军备武的姿态,与前线的巡逻船队伍所持的“避免升级”的谨慎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预算可以购买新船新装备,但无法立即改变现场力量对比,也无法消除升级冲突的风险。 一位日本防务评论员指出,政府的做法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旨在安抚国内强硬派,但对于解决实际对峙困境帮助有限。
就在日本忙于内部筹划时,来自盟友方向的信号也让东京感到一丝寒意。 2026年1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日本。 在日韩首脑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李在明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不是韩国能够介入斡旋的”。 他紧接着补充的一句话是:“日中韩三国需要找到共同点,开展沟通与合作。 ”
这句话被日本共同社等媒体解读为一种委婉的劝告。 李在明的意思很明白,韩国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队来支持日本对抗中国,他给东京指出的道路是与北京对话和合作。 对于一心想构建对华包围网的高市早苗政府而言,这种表态只能报以“强颜欢笑”。 因为寻求与中方缓和关系,在当时的日本国内政治氛围下,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李在明到访前几天,中国政府宣布加强对部分物项出口的管制,清单中包含了用于高科技和军工产业的稀土类关键材料。 日本是全球主要的稀土进口国和加工国,其先进的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和精密武器制造都严重依赖稀土供应。 中国的这一措施,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直接卡住了日本高端制造业和军工产业的命门。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随即发表看法,称“高市早苗无需向中国道歉”,试图展现强硬姿态。 作为回应,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计划于1月15日访问菲律宾,重点讨论南海问题,并商讨对菲律宾出售进攻型武器的可能性。 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日本试图在其它方向牵制中国,以缓解在钓鱼岛方向的压力。
然而,这些行动无法掩盖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被动。 从历史和法律层面看,日本对钓鱼岛的主张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 1895年,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胜利,秘密将钓鱼岛纳入其版图。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 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私下交给日本,埋下了争端的根源。
与之相对,中国不仅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还通过持续的行政管理和维权执法行动,不断强化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实际存在和管辖。 2012年,中国政府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实施,为中国海警在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手段保障。
更深远的一个潜在变量是琉球群岛的地位问题。 历史上,琉球王国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直到1879年被日本以武力强行吞并,改设为冲绳县。 二战后期,《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一些国际法学者指出,琉球(冲绳)的地位并非毫无争议。 近年来,琉球当地民众对美军基地负担的不满以及寻求更大自主权的呼声,也让这个问题偶尔浮出水面。 虽然这并非当前主流议题,但它像一道暗影,始终徘徊在日本对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主张的背后。
因此,日本的悲剧性局面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 在现场,它无力扭转中国执法力量常态化存在的现实;在策略上,它害怕升级对抗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在外交上,它难以组建一个坚定的抗华联盟,甚至连近邻韩国也态度暧昧;在经济和产业链上,它又受制于中国的关键原材料供应。 高市早苗政府的强硬言辞和历史性预算,与这些冰冷的结构性困境相比,显得苍白而无力。 李在明那句“需要沟通合作”的劝告,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日本当前选择的局限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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